3月13日举行的总理答记者问上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忆起当年在安徽凤阳做村干部的故事：那时候起早贪黑，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，结果呢？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。后来搞承包制，放开搞活，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、怎么种，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。
笔者认为，李克强以自己30多年前当村干部的故事，来讲明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，改革往何处去的问题，背后掩藏的正是中国制度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问题。
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在研究西方世界的兴起时得出结论，“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，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社会兴起的原因所在。”这也恰恰解释了李克强的故事：人还是那些人，地还是那些地，从“吃大锅饭”到搞承包制，体制一变就大不一样。
某种意义上，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由倒逼而生。当发展面临障碍走不通时，通过改革释放活力，通过制度变迁解放生产力。依靠改革，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和机制束缚，进而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，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基本景象。
一个国家制度的选择与实施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。现代市场经济是各种制度(明晰的产权结构、民主的政治制度、发达的交易规则)的组合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某种意义上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。观察当代世界，那些陷入社会动荡的“失败国家”，无一不是因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。
然而，正如诺斯所说，“各个国家由于其文化遗产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差异，决定了它们走不同的道路”。因此，无论是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症状，还是从事制度改革，如果不注意各项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而是简单地照搬和引进某一国家的单一制度，必将引致失败。
换言之，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，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。正如习近平所说，“我们走自己的路，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，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。”很明显，“三个无比”强调的就是要有坚定的政治自信和治理自信。由此，研究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，使中国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、现代社会相适应，将成为一项重大课题。
(张广昭，海外网专栏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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